一位国家总理向受难者灵魂下跪；

一位国家首相却频频去参拜供奉战犯灵位的神社。

一个国家不断向世界忏悔；

一个国家却一再抹杀罪恶。同为战争罪人，却有着天壤之别。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是民族文化的差异，人性与良知的区别，还是日本“耻文化”与西方“罪文化”的不同，还是有着更为深层的国际背景？

[一]

我带着诸多不解，于2014年8月走进柏林，走进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给欧洲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国家。

我想看看德国，是否真正悔罪？

看看德国，是不是在世人面前装装样子，作作秀，以换取受害国人民的宽恕，从而达到重返国际舞台之目的？

却发现，德国对历史的反思与忏悔，是真诚的，不是走过场，更不是作秀。

德国从国家宣传，到国家法律，从国家总统，到普通百姓，在各个方面都制约着德国，必须面对历史，进行反思，进行忏悔，否则——

在柏林，有许多警示性的历史纪念遗址。

这些遗址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警示后人，要以史为镜，永远不要再充当人类的罪人！

在柏林维滕堡广场地铁站旁的草坪上，有一块黑底黄字的警示牌，上面写着：“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并注有一行行纳粹集中营的名字：达豪、布痕瓦尔德、萨克森豪森、毛特豪森、奥斯威辛……

据说1933年到1945年，纳粹德国在欧洲各地共修建了1200多座集中营，关押了数百万犹太人、战俘及政治犯。我不知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从资料获悉，有五名中国人被关押在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并且在那里遇难。

其中，奥斯威辛是集中营里最大的人间魔窟，始建于1940年，几百万犹太人死于这里，被称为“死亡工厂”。它是纳粹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1940年4月下令建造的，距离波兰首都华沙300多公里，因其建于奥斯威辛市而得名，其周围有大小40多个集中营，统称为奥斯维辛。

而位于德国柏林郊区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则是纳粹集中营的指挥总部所在地。

在德国，保留着许多集中营的遗址，每年花重金维修，供游人免费参观。

在一个阳光大好的上午，我和润乔去参观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它位于柏林以北 30公里的奥拉宁堡小镇，乘火车，换汽车，到达了小镇。小镇上的人不多，前来参观的人却络绎不绝。

集中营的面积很大，占地400公顷，下了汽车，沿着高墙，走了很长一段陈旧的柏油路，才来到集中营的大铁门前。铁门前的入口处，耸立着一座三层高的监视塔楼，宽敞的院子四周，镶有高墙、电网。几排关押犯人的牢房旁边，耸立着三根一人多高的木桩，木桩顶端拴着铁钩子。据说，许多被关押人员就是被吊在木桩上活活打死的。监舍下面是相通的地下室，地下室残破的灶台，就是杀人解剖的现场。正对着大门的远处，有一只高高的焚尸炉大烟囱。焚尸炉旁边，就是处决犯人的刑场和毒气室。

资料告诉我，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先后关押过22万人，他们来自40多个国家。其中10万多人惨遭纳粹杀害或死于饥饿和疾病。1941年秋，一次就处决了1.2万名苏军战俘。这里是集中营的指挥总部，诸多重大杀人决策，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来参观的人很多，没有一声喧哗，死一般的寂静。所有的参观者，都被纳粹的暴行深深地震撼着。

走在这充满冤魂的集中营里，尽管是白天，阳光普照，却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阴森森的，好像到处都有冤魂在飘荡，在呐喊，在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参观完集中营，内心久久难以平静。

回去的路上，润乔问我：“姥姥，你说都是人，纳粹他们咋这么狠呢？”

是啊，孩子，这正是姥姥一直在探讨，又探讨不明白的问题——人性之恶。

润乔又感叹道：“你说那么多犹太人都被活活打死了，多可怜哪！”

是的，孩子，那是人类最残酷的一段历史。我拍拍润乔的肩膀，以示安慰。

润乔在美国刚读大学，年龄小，既单纯，又善良，对那段历史并不了解。这也是我带她来欧洲采访的一个原因，让她多了解一些那段历史。当然，更主要的是让她来给我当翻译。

在柏林，“柏林墙”的遗址很出名，它位于东德与西德的交界处。

这天下午，我和润乔来到“柏林墙”的遗址前。

资料告诉我，柏林墙始建于1961年8月13日，全长155公里，开始以铁丝网和砖石所筑，后来加固成混凝土墙，增加了瞭望塔等设施。东德政府称其为“反法西斯防卫墙”，以阻止东德居民逃往西柏林。

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允许公民申请访问联邦德国及西柏林。当天晚上，柏林墙在众多民主德国居民的强烈压力下，被迫开放。1990年6月，民主德国政府决定拆除柏林墙，1990年10月，分裂41年的东西德宣布统一。

这堵墙，横亘在柏林人民面前28年零91天，它承载着那段沉重的历史，也承载着太多的生离死别及德国人悲惨的记忆。所以，人们称它为哭墙，就像韩、朝的“三八线”一样。

柏林墙被推倒了，但遗址却留着，它在告诉人们曾经发生的一切。

在柏林墙前，我看见一堵墙壁上，留有许多涂鸦似的图画及文字。在画廊展板上，镶着许多当年骨肉分离的照片，以及人们欢呼着冲过推倒柏林墙时的照片。在一座新建起的教堂前，跪着一对紧紧拥抱的青年男女黑色雕像，它是推倒柏林墙德国统一的象征。

我久久地伫立在柏林墙遗址前，不禁感慨良多。

在柏林，最令我震惊的是位于柏林市中心勃兰登堡门和波茨坦广场之间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就在马路边，一片浩大的灰黑色碑林，肃穆得令人震撼，就像一群无声的生命，向青天发出愤怒的控诉！

资料告诉我，这片碑林占地1.9万平方米，由大小不一的2711块长方体黑灰色水泥碑组成，最高碑身4.7米，最低不到半米，以此纪念被纳粹杀害的600万犹太人。在这里，扬声器昼夜不停地播放着400万个记录在册的大屠杀遇难者的姓名。

我走进碑林深处，犹如走入一个巨大的水泥迷宫，小小的我，很快就被这浩大的黑灰色碑林淹没了。

在碑林下面，是一个地下档案展览馆，展示着犹太人当年惨遭纳粹屠杀的历史资料。走进展览馆，如同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肃穆而安静，聆听着600万犹太人的悲惨遭遇，我不由得想到南京，想到南京被日军大屠杀的30万中国同胞……

在德国，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触景生情。

总是想到日本，二者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罪魁——一个是对欧洲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一个是对亚洲人民、尤其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两个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自然要进入我的视野，进入我的笔端。

一天傍晚，我和外孙女润乔在柏林大街上散步，看着马路上不断过往的行人和车辆，看着大街两旁清晰可辨的新旧楼房，我俩猜测着，哪座楼是战前建的，哪座楼是战后新建的，泾渭分明，很是清晰。

走到一座桥上，见一位头发稀疏的老人靠在桥栏上，眯缝着老花眼在欣赏夕阳西下的景象。我让润乔上前搭讪，跟老者聊聊，听听老者对纳粹的罪行持什么态度。

润乔有些胆怯，怕遭到老者的拒绝。

但是，当润乔微笑着上前用英语打招呼，指着路边的一座三层小楼，故作好奇地问道：“先生您好！打扰一下，请问那座楼，为什么一半是新的，一半是旧的呀？”

没想到，老人热情地回答了她，而且丝毫不回避历史问题。

他说，那是当年盟军解放柏林时炸的，柏林有不少这样的建筑。他说，盟军不仅解放了欧洲，也解放了德国。德国人民并不希望战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是什么？是死亡，是饥饿。纳粹给德国带来的是毁灭。他说为了消灭纳粹分子，战后70年来，德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纳粹分子的追捕。而且，将反纳粹写进了法律……

老人对我们滔滔不绝地诉说着，好像通过诉说在洗刷着什么。

这使我想起在德国拿骚采访时，三位老先生也是这样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着纳粹的罪行。

德国人对待纳粹的历史罪行丝毫不回避。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

正如老人所说，德国政府对纳粹分子的清算，从未停止过。

在战后初期，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同时成立了“纳粹战犯追究中心”，按照国际法准则，主动配合各个战胜国，追究二战中各类战犯的战争责任。

1958年，联邦德国成立了州司法管理局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专门负责在世界各地搜集纳粹罪行证据，此项工作一直持续至今。几年前，又有三名纳粹分子被捕，年龄最长者，已经94岁了。

2013年，在柏林、科隆及汉堡的街头，出现了2000多张海报，上面用德文写着：“迟了，但还不算太迟”，呼吁公众协助将仍逍遥法外的纳粹战犯绳之以法。

而且，德国把希特勒法西斯的罪行写进了各类历史教材，教育学生公开批判，把纳粹德国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教育后人永远记住这份耻辱。德国学校还义务组织学生去纳粹集中营参观，在那里，“每个人都会感到深深的耻辱”，并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与忏悔。

这种忏悔与耻辱感，在纳粹分子后代身上，体现得尤为强烈。

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当赖纳·胡斯得知其祖父鲁道夫·胡斯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第一任指挥官，他痛苦万分，甚至想自杀，替祖父赎罪成为他活下来的“唯一原因”。他说：“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要活下来呢？就是替祖父做他本该做的事情（赎罪）。我应该背负祖上的罪过，并尽力去承受这一切。”“我对我的家庭、我的祖父给成千上万家庭造成的苦难感到惭愧。”

赖纳访遍德国的档案馆，搜集祖父当年的罪证，并上传到网上，撰文：“我的祖父是一名刽子手，这一事实让我既难过又羞愧。不过我不会像家族中的其他人那样闭上双眼，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当赖纳45岁时，看到父亲童年时的别墅，他崩溃了，不停地重复着：“疯狂！疯狂！”“他们用别人的血汗钱修建了这一切，然后竟然厚颜无耻地说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是太疯狂了！”

纳粹德国的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的侄孙女贝蒂娜·戈林，她和兄弟都做了绝育手术，为了避免再生出“另一个恶魔”。她对祖上的罪恶厌恶至极。13岁时，曾数次离家出走。20多岁，曾三次精神失常，并远赴印度，后来移居美国。她说：“遥远的距离可以让我更容易应对家族的过去。”但是，照镜子也是一件痛苦的事，因为她与叔祖父长得很像，每次照镜子都能让她“想起祖先的罪恶”。

在德国，这样的事情很多，有的纳粹后代自杀，有的写书，他们知耻而忏悔。

在德国，对法西斯的罪恶，并非停留在忏悔与反思的道德层面上，而是写进了法律，用法律来制止纳粹行为的发生。

德国《刑法》第130条第3款规定：“以扰乱公共安宁的方式，公开地或在集会中，对纳粹分子执政期间实施的《违反国际法之罪名法典》第6条第1款所述的犯罪行为，予以赞同、否认或粉饰的，处五年以下监禁或罚金。”

第4款规定：“以扰乱公共安宁的方式，公开地或在集会中，对纳粹党执政期间的暴行与专政，予以赞同、否认或为其辩护的，并因此侵犯受害者尊严的，处以三年以下监禁或罚金。”

据报道，一名德国游客在日本，看到日本一名议员在8月15日那天，参拜靖国神社，并发表了感言，便上前质问议员：“如果你在德国，这样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将会被逮捕，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这位德国游客却遭到了日本右翼分子和警察的围攻和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