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持续降低就业创业门槛。在近两年已分五批取消272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基础上，会议决定，再取消招标师、物业管理师、市场管理员、插花员等47项职业资格。至此，各部门设置的职业资格总量比本届政府成立之初已减少50%以上。国家取消、调整一批职业资格许可考试，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重要举措。

笔者关心的是，在取消、调整职业资格考试之后，大学的教育，是否能随之进行调整、转变。证书多了路好走。考证，已是我国大学生近年来学习生活的重要一环。而这背后的根源，则是我国各种资格考试、证书太多太滥。证书化的学习，不但没有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反而破坏了整体的大学教育，尤其是未实行通识教育的学校，已沦为职业培训所，学生只关注工具课程学习和各种考证。取消一批资格、证书考试，当然把学生中考证中解放出来，可问题也随之而来，学生不再考那么多证，他们多出来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哪里？需要注意的是，以前虽然对“考证”式大学生活有诸多质疑，但好歹认真考证的学生，生活还过得比较“充实”，而那些不考证的学生，又有多少不是在浑浑噩噩，迷茫度日呢？包括舆论一直呼吁取消的大学四六级考试，也有一些人持反对意见，认为现在有这样一个考试，会让学生重视外语学习，如果取消考试，有可能不少学生根本不重视学习外语，也不会把多出来的时间，用到认真学习上。这是在政府简政放权之后，大学必须解决的问题，即从如何围绕行政性评审、考核来办学，转向学校自主办学，形成学校办学的特色，并保障学校教育质量。这要求学校必须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实行以教育和学术为本的管理和评价。首先，每所学校要形成本校的办学定位，并结合办学定位，确定人才培养目标、标准。

目前，由于缺乏办学自主权，导致一些学校办学定位模糊，人才培养标准也不清晰，在逐渐落实办学自主权过程中，这一问题需要解决。实行精英教育的学校，应坚持通识教育，重视学生的基本能力与素质培养，而实行职业教育的学校，应把培养应用技术人才，作为育人目标，在国家取消行政性质的资格证书考试之后，也要重视学生参加行业协会的技能考试。其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坚持质量标准，不论学校招生时是“严进”，还是“宽进”，都必须实行“严出”，大学为此要完善导师制和淘汰制，发挥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在教育和学术管理中的作用，由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审议学校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评价教师的教育能力和教学贡献，由此促进教师重视人才培养，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和对学生的要求，让学生不能在学校混日子，也不愿意浪费时间混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