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与国相互依存和利益交融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总体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但世界仍然不太安宁，各种国际力量较量和竞争十分激烈，中东乱局、叙利亚危机、朝鲜半岛核问题、欧洲难民危机、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牵动国际斗争全局，国际关系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在我国由大向强发展进程的关键时刻，如何正确处理好战略与战争的关系，是一个极端重要、极其紧迫的问题。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略与战争需要灵巧配合，用大战略设计微战争，用微战争支撑大战略，正在成为大国竞逐世界的通行规则。

大变局呼唤大战略

大国关系的竞争说到底是战略的竞争，大国力量的博弈说到底是战略的博弈。当然，今天的大战略已不同于过去的大战略，过去冷战时期的大战略主要是以军事和战争为核心的战略，现在的大战略已经转为以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等较量为核心，以军事裁决和武力对抗为后盾的综合大战略。导致这种战略重心转移的根源在于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的大变局，即大国综合博弈、全球治理体系及国际战略格局已然发生重大变化。

其一，大国综合博弈发生重大变化。在人类历史的漫长时期，大国之间的竞争与较量重心主要在军事，由军备的充分、军费的充沛及军人的充足所决定的军力之强大，就是国际政治中大国话语权的筹码。强者霸道，弱者臣服，从来如此。然而，自从有了核武器的强大威慑效应，人们忽然意识到，武力大对决、军力大比拼的传统争夺就意味人类的集体自杀。相反，国与国之间围绕文化先进与否、科技发达与否、经济繁荣与否等展开的没有硝烟之竞赛，才是正道，才是关键，才是方向。尤其是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交相重叠、相互渗透，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的加速推进与复合影响，世界主要大国的综合国力竞争更为明显地在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领域全面铺开，这必将从根本上影响世界发展的进程和走向，也必将从根本上规制各国竞争的重心与方向。

其二，全球治理体系发生重大变化。在全球化尚未全面展开与深度发展的较长时期，全球安全问题主要是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体系也主要是由少数几个西方大国所强力主导，拳头的大小与否，决定着话语的强势与否，更直接与利益分享的多少捆绑在一起。今天，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几个西方国家凑在一起就能决定世界大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方面，全球治理体系正在从几个西方国家行为体主导，向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参与共治转变。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体系正在从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向各国通过制定国际规则、相互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上述这种转变与演进的方向，更加凸显了前瞻性战略筹划的极端重要性。

其三，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世界各主要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相互关系的基本结构，国际战略格局是国家战略环境的总体框架，标示了世界主要力量的分布、组合与对比。19世纪以后，欧洲列强统治和影响着世界上广大地区，从而形成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战略格局。这一格局的特点就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于是，列强内部发生剧烈矛盾，结果引发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制”形成美苏主导的两极国际战略格局。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后，美国军力和经济膨胀到极点。但由于日本、德国、西欧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海湾战争之后美国的“单极”世界格局梦逐渐破产。几百年间，虽然国际力量格局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但都是在西方世界内部范围开展。如今，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力量显著上升，这对西方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产生重大冲击，从而导致国际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大国关系进入全方位角力的新阶段。

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的大变局，涉及大国综合博弈、全球治理体系及国际战略格局多维重塑，要应对这种大变局，就必须要有大战略。毕竟，我国发展壮大正在成为推动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深刻调整的重要动因，我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正在转化为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等理念和倡议，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热烈响应。我国主导创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参与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设立丝路基金等，正在体现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制度性权力的增强。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有顶层设计的大战略谋划，这里的大战略，就是要善于从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等综合系统考虑战争问题，要善于从世界大格局演变中思考战争问题，要善于把战争问题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目标下来认识和筹划，保持战略清醒，增强战略定力，处理好战争和政治的辩证关系。

微战争：大战略时代的战争新面貌

筹划和指导战争，必须把基点定准、把规律摸透、把局势看清。当今时代，作为军事发展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科学技术正在全面重塑现代战争体系。在国家安全大战略系统中，军事斗争已被纳入融经济、文化及科技等为一体的综合较量，布局战争已不能单单从军事维度运筹，必须放在大战略背景下通盘审视，从大体系较量的小端口切入，努力谋求战争与战略的同步共振与匹配效应。当然，在尖端信息科技与战略武器系统的支撑下，战争的时空特性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发现即摧毁的“秒杀”时代，军事斗争手段的这种革命性变化，也逐渐能支撑战略目标的实现，再辅之以现代传媒、经济手段等策应配合，从而催生出与大战略时代遥相呼应的微战争形态。近年来外军所提出的“代理人战争”“影子战争”及“混合战争”等理论，就体现了这种战争新面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作战规模可控、作战力量精干、作战效果弹性及作战主体复合四个方面。

其一，作战规模可控。实现战争的可控，一直是人类在战争不可避免时所追求的目标。传统的做法，往往靠运用条约、协议等社会交往手段，力图实现可控。如战国时期，秦国为对付其他国家而采取连横的办法，远交近攻，正是为了实现可控。兵家忌讳两面作战，多方迎敌，20世纪30年代，德国与苏联、苏联与日本先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是为了实现战争的可控。如今，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已经发生新的变化。一方面，战争作为政治的继续，这一原理不但没有过时，反而表现得更加直接、更加鲜明。人类国际关系在历经地缘政治关系、跨国经济关系之后，已进入全球技术关系时代，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国家利益相互依存，军事政治更加紧密，战略层面上的相关性和整体性日益增强，政治因素对战争的影响和制约愈发突出，这使得实现战争的可控成为时代要求。另一方面，人类在科学技术上的进步，已经为战争可控提供了可能。精确制导武器、电子战武器、模拟仿真手段及C4ISRK的出现，客观上为可控性战争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于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学技术进步提供的可能条件双重驱动下，人类迎来战争可控的微战争时代。

其二，作战力量精干。在微战争时代，由于多重原因掣肘，未来战争中两支军队大规模全面对抗的门槛已越来越高，打造小规模尖兵，“多而小”胜过“少而大”将越来越成为未来战争的制胜规则，类似于古罗马军团那种“多而小”的部队战胜各种规模对手的战争范例将不再是绝响。2010年3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美国著名军事战略专家约翰·阿尔奎拉的文章——《战争新规则——如何赢得未来战争》。阿尔奎拉结合美军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实践，对美军部队建设和军事转型提出批评意见，认为应对未来战争应遵循的三项基本原则之首就是要建设大量的小规模部队。对微战争的这种趋势，或许2001年年底在阿富汗的一幕具有标示意义：200名美军特种兵变成“马背上的战士”，并最终打败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这样的小分队能够快速部署，并依托背后强大的体系作战支撑给对手以致命打击，真正体现了微战争的作战力量精干化。

其三，作战主体复合。在大战略时代，国与国之间的较量除军事领域之外，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都日渐成为主战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天都在悄然发生，战争已不再是传统的军方“自留地”，军民之间的鸿沟正在被填平，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曾预言的“军民融合”式战争日益走入现实，军事对抗的作战主体已由“军人”转向“军民”。关于微战争形态作战主体军民复合的这一转变，从本质上映射了作战域的全维化趋势。

其四，作战效果叠加。在人类已往的战争中，作战空间主要局限于自然空间，而微战争的作战域则已拓展到“自然-技术-认知”复合空间，对垒双方努力寻找对手作战体系的软肋，然后选择适当的毁伤时机、攻击方式、打击节奏及特殊手段，进行精准作战，通过军事手段与非军事手段的组合运用，在政治、经济、信息、文化及军事大战略系统中，缘于“蝴蝶效应”的波次放大，作战效果经过叠加，最终可能达到出乎意料的目的。这一点，我们从美军频频在全球制造“溃疡面”，进行军事和非军事行动干预中看到了；从俄罗斯果断出兵叙利亚打击极端恐怖势力中也可以看到。此外，目前外军有关“混合战争”“第四种战争”等相关理论探讨，也揭示了这一趋势性特点。

从根基上掌握强军兴军主动权

随着时代发展和国家安全环境变化，我军职能使命不断拓展。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我国安全和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军事斗争准备的龙头地位不动摇，全面提高信息化条件下威慑和实战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透彻认识大战略时代微战争的特点规律，大力加强战略层次筹划，准确把握战争制胜机理，切实搞好战略战术协同，有助于我们从原点与根基上牢牢掌握强军兴军的主动权。

其一，大力加强战略顶层谋划。当国防和军队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时，我们必须着眼国际战略格局、国家安全形势及战争形态演变的深刻变化，创新发展军事战略指导，把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放在大战略系统中，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运筹。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顺应世界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新军事变革加速发展的趋势。

其二，准确把握战争制胜机理。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信息化为核心的军事革命不断向纵深发展，促使现代战争制胜机理发生深刻变革。把握大战略时代微战争的制胜机理，就需要牢牢抓住科技创新的牛鼻子，切实把握前沿科技发展对未来战争制胜机理的影响，如物理信息技术、生物信息技术及心理信息技术等前沿科技的发展动态，紧扣科技创新脉搏研究未来战争制胜机理，紧跟颠覆性技术创新未来战争军事理论。尤其是要前瞻性地思考颠覆性技术发展对战争制胜机理的影响，通过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分析、预测、设计未来战争，确切把握未来作战需求，将微战争与大战略体系之间的连带逻辑关系弄清楚，努力掌握未来战争的主动权。

其三，切实搞好战略战术协同。形式决定任务，战略指导技术，国家安全需求引领军事力量建设。应对大战略时代的微战争挑战，必须切实搞好战略战术协同。特别是面对科技进步、作战样式、作战力量和手段的重大变化，筹划和指导战争，既需要有军事头脑，也需要有政治头脑，有关战争决策的时机、方式、程度等，都要服从于政治；要密切战略战术协同，善于从国家大战略的层次，在统筹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及文化等综合系统的基础上，灵巧地掌控战争的运筹，既要重点加强对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指导，又要重视加强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指导。最终让战略与战术紧密耦合，真正实现战术行动，战略支撑；军事行动，政治效果。

（“柯大文”系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笔名）